本报记者/田枫
曾仕强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价值观从周朝就有了，没必要盲目追随西方
他来大陆讲课已逾20年。他个性温厚、彬彬有礼、亲切自然。年轻人称他导师，年老人视他为知己，小孩子从他那里得到了教诲。近日，本报记者田枫（以下简称“田”）对话台湾知名学者、管理学大师曾仕强教授（以下简称“曾”），让我们和他一道，在回溯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领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思想风采。
尽责任是中国人的本分
田：您现在已年近八旬，早已名闻天下、著作等身。可是您还在奔波忙碌，苦口婆心地劝学育人。这就叫做以天下为己任吧？
曾：不敢这么说，只是说人活着就应该尽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本分。中国人跟西方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人满脑子权利义务，中国人讲做人的责任。这实际上没有对与不对的，而是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生活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价值观从周朝就开始有了，没必要盲目追随西方。
田：您生动的演讲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想知道您站在讲台上的感觉。
曾：我是从小——大概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就让我上台讲话。那时候我一站出来大家就笑，因为我比那个讲桌还要矮！后来就直接把我拉到讲桌的前面来，那一幕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爸爸是什么用意呢？我当时不清楚，因为我不能问。但这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并不是说喜欢这样，用今天的话说叫作秀，而是说当一个人有一些思想观念，你应该有机会跟人家分享。有机会去讲话，这个责任是很重的。第一不能乱讲。第二个讲完以后，不能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那样的话，还不如不讲。所以我后来就开始训练自己。讲话，第一不能重复；第二不能颠三倒四，前后不一；第三你讲一讲要停一停，看看人家的反应，不是一股脑地往前讲，讲到大家很厌烦，但是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那就不好了。
田：是不是也做过很多训练？
曾：那当然啦！我在师范学校教过书，我就跟师范生讲，你们将来要当老师，当老师首先要口齿清楚，讲话要清晰，同时用语要顾及到对方的感受。所以我教他们都准备一个录音机，自己搞几十个题目，然后抓阄，抓到哪个题目你就讲5分钟。然后你再把它倒回去，再听听。这样反复几遍之后，你的口才就训练出来了。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方法。很多人说摸索摸索，这句话其实是不成立的。要有正确的方向，然后加合理的方法。
39岁是个“命坎儿”
田：您曾经说，在39岁时您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您把它称之为“命坎儿”。
曾：对，因为按照易经的说法，男人是怕九的。你看男人去世时不是49岁就是59岁、69岁。孙中山先生59岁就去世了，岳飞39岁去世，男人的关卡就在九。所以替父亲做寿，千万不要替他做六十九。六十九就替他做七十大寿，七十九时赶快做八十大寿，帮他跨过那个坎儿。我一生最不好的时候就是在39岁那一年。
田：是平时工作太累？
曾：应该是。我的办公室在二楼，我都爬不上去，要拉着扶手这样一步一步上去，一步一步下来。
田：怎么会那样？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工作？
曾：我在屏东，在台湾南部一个农业专科学校当校长秘书。每天要接触各色各样的人，科主任找校长签字要先找我，校长要找他们也都先要交代我，外面很多人来都要先找我，我就觉得这个简直是太糟糕了。等读了易经后，我发现这不是乱七八糟啊，是我不了解，是我不懂，难怪孔子说反求诸己。那时候我才知道，你老怪别人，老骂别人，自己就不会长进的。自那以后，人家对我有任何刺激，不管是好的、坏的，我都首先反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我有什么错。之后，慢慢回想小时候所读的古代圣贤所讲的话，发现他们真是了不起。你管不了别人啊，你只能管你自己。
变成另一个人，其实就是找到适应环境的另一个自己。这就像春夏秋冬，朝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都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动写照。而随喜大众、从善如流，这些都是人们在现实世界的生存之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既是了解自然社会的生存法则，也是探索现实世界的生存智慧。有人在历史中寻找，有人在山水间寻找，有人在内心深处寻找，也有人走出国门到异国他乡去寻找。
田：您曾在英美留过学。您觉得在国外所受的教育与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相比，最显著的冲突是什么？
曾：西方教育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训练个人。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认为人群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以家为重。所以我们一定会教小孩子，你回家一定要先跟爸爸妈妈打招呼，如果有客人来，你要表现得乖一点。不要以为这是自己家，就可以怎么样。西方人从来不这样，就说你要发展你自己，你要有自信，要勇敢地表现自己。其实这种人在中国社会会被人认为是“讨厌鬼”。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盲目地学西方，结果制造了很多问题。
为什么越老越没脾气
田：熟悉您的朋友讲，曾老师有种魅力，可以瞬间改变人的心情，本来放不下的事，一见到您就放下了。
曾：其实我以前脾气不好，性子很急。我是读完易经以后慢慢修炼出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的朋友，我大学的同学，看到我都不敢相信。你怎么变成这样子？
田：变化很大？
曾：太大了！连我的小孩都感觉到，这个爸爸好像越老越没脾气。其实，我不是越老越没脾气，而是越老看的东西越多以后，越知道有些你认为对的事情往往是错的。我常常公开讲一件事，就是我年轻时——其实是50岁，也不算年轻了——去一家很大的公司讲课，那个董事长就坐在我正前方。你看他对我多客气，可我刚讲了不到5分钟，他就开始打鼾，好大的声音。我当时觉得大家都不敢吭气，我再不吭气的话，我算什么呢？所以我就很客气地跟总经理讲，是不是请董事长去休息休息，然后我们再继续讲。他们总经理说好好好。后来一回想，就觉得自己太年轻太莽撞，不应该讲这种话。自那以后他跟我断绝了往来。我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请我，我是觉得怎么会这样，我很实在，而且很诚恳地把真相说出来，结果却造成了这种结果。
田：说了真话反而不被接受。
曾：他没有面子，他怎么会跟我来往嘛！对不对？我开始检讨我自己：人家年纪比我大，肯放下事情坐在那里，就已给了我很大的尊敬了，我还要求什么？就让人家打鼾，我在一旁讲，大家还会觉得这个人修养好。所以往后我就按这个道理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次，我在一家纺织厂讲课，有一个人一路打瞌睡。我心里想，你就不要来啦，你这样影响别人啊。后来我马上想，我不应该计较他，我照讲。下课时那个人跑来跟我讲，说我昨天上大夜班，整夜没睡，本来是应该回去休息的，可是听说你来了，就赶快来听，所以一直在打瞌睡，这是不是很不礼貌？我说绝对不是。这个一来一往，我就觉得我们不能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因为你不了解人家的处境。
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有利于准确把握自己的处境，这就是控制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社交场所，甚至在家庭环境里，要有节制地表达而不是无节制地释放。这其中有一个度的把握，这个度就是善良和爱。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个别人反应平平而影响表达的情绪，也不会因为短暂的打扰而中断有效的叙述，这就是从爱出发再回到爱。这种和谐其实是方法论的灵魂。
人物简介：曾仕强
曾仕强，生于1934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工业教育系，获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兴国管理学院校长，现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卓越的成就。专研中、美、日管理比较、易经在管理上的应用、中西管理思想比较、人际关系与沟通等。著有《中国管理哲学》、《二十一世纪易经管理法》、《胡雪岩成功秘笈》等百种管理著作。客邀新马泰、印尼以及中国各地主讲中国式管理，获得广泛好评
记者手记：从不看武侠
曾仕强教授对记者说：“我这一生有几种东西是不接触的，一个就是武侠小说，我从来不看。”他认为，一个人要选择自己所要的，不可以什么都要，把自己的脑筋搞得乱七八糟。
他也不大看爱情小说，因为看过以后发现里面写的都不现实。而且发现很多人爱情小说看多了，整个生活也变得不现实了。“我不看人家的传记。因为任何传记都是经过美化的。谁会把自己要写的那个人的缺点写出来？西方人就不是这样。西方人写传记是真实的。哪里错了他照写，哪里出洋相他照写。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曾教授讲到这里时，我心里是有所保留的。比如我个人认为司马迁就把武侠形象写在正史里，《靳柯刺秦王》的故事就是最早的武侠传说。西方的名人传记也未必都是真实的，他们的美化不比国人少。再比如爱情小说也不见得都是虚妄的，《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故事打动过千千万万的读者，它代表了那个时代封建文化对纯真心灵的压迫和反抗。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曾教授的观点不失为一家之言。（田枫）(本文来源：国际在线)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教材不好
他，已是76岁高龄，满头白发，但步履依然比较矫健。
他是曾仕强教授，生于福建，长于台湾，游学欧美，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10月9日，曾仕强教授游览石林、阳宗海。“与十几年前我来时相比，现在的石林干净了很多。”
在用餐时频频为妻子刘教授夹菜的曾仕强教授当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1984年到2104年是中国崛起的120年。
采访是断断续续的，在游览石林的途中，在行进的汽车上，或者是在午饭前。当晚回来的路上，记者担心地说：“老先生讲一天的课会不会体力稍有不支？”曾仕强教授的助理李志峰说：“你这个担心跟担心中国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一样多余。”
昨天一天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云南大剧院的千人授课证明记者的担心是多余的，老先生精力很好，现场座无虚席，观众因为教授的讲演笑声不绝，掌声不断。
中国式管理以人为中心
都市时报：您提倡儒家管理哲学，也就是现在媒介所称的“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在哪里？与西方的管理有什么不同？
曾仕强：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是修己安人。这样就可以做到人与人之间的通力合作。简单来说就是， 中国式管理以人为中心，西方式管理以事为中心。
美国式管理从1950年左右开始走下坡路，日本式管理从1980年左右开始走下坡路，现在美国、日本都在学中国式管理。
都市时报：最近30年，中国学习得更多的是美国式管理。
曾仕强：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学识水平较低，学不来美国式管理。最近30年，我们学到的是生产的科学化，没有学到美国式管理。美国人是依法办理，中国人是依理办法。
都市时报：中国式管理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曾仕强：很多很多。如果你评价一个人会赚钱，这个人不一定是好的管理者。但是你评价一个人说，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可能就是中国式管理的代表。
都市时报：历史上的人物呢？诸葛亮、胡雪岩算不算代表人物？
曾仕强：这当然。诸葛亮答应了刘备的事情就鞠躬尽瘁去做，虽然明知无法达成目标。
中国式管理应以安人为目标，依经权而应变，用将心比心来促成彼此的和谐合作。正本清源，洞悉人性，各界管理者方能实施真正适合中国人的中道管理。
美国在经济上打压中国，其实是在帮助中国
都市时报：您在1990年预测中国经济在2004年成为世界第二，这已经在今年实现。您昨天又预测2044年中国经济将成为世界第一，但是现在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各类压力都非常大，比如贸易战、汇率战等。中国经济将成为世界第一是不是太乐观了？
曾仕强：美国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是在帮助中国。中国现在的智慧很好。
都市时报：20世纪的日本曾经挑战过美国的地位，但是被美国打败了，用的是汇率战。中国会不会步日本后尘？
曾仕强：不会。中国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有资源、有内需，日本太小，市场太小。中国现在的经济与美国企业的联系很大，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美国财团的日子很难受。对中国的任何一个政策，如果损害了财团的利益，他们就会去游说美国政府作出改变。
美国现在面临中期选举，最近的强硬是为了选票。
都市时报：我个人觉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太难了，有很多制约因素。
曾仕强：从700年的周期来看，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生逢其时。不管别人如何，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做起，中国就会是世界第一。中国的崛起要从1984年算起，到2044年是一个阶段；2044年到2104年又是一个阶段。
反对全民学英语
都市时报：请您帮我们题个字。
曾仕强：我就把我最喜欢的一句话留给你，也是我最近喜欢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人生是阶段性调整”。（曾仕强教授拿起笔写在了记者的采访本上）
都市时报：您昨天讲“子不养，害全家；女不养，害别人全家”，可见您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您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
曾仕强：我告诉他们一点，人活着就是要找到自己这一辈子要做什么，这就是“分”，也就是“安分守己”。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安分守己”其实是错误的。 都市时报：你育有几个儿女？
刘教授（曾教授的妻子）：我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老大，和老二都在美国，小儿子在台湾。我们一家都与教育有缘，儿女所做的事也与教育相关。在台湾，教师的地位很高，很受尊重，薪水可比高官。
都市时报：现在中国的教育问题，您怎么看？
曾仕强：中国不是教育问题大，教师的问题也不大，问题最大的是教材。教材不好，教育出来的人不会好，教材最好是马上改。
现在中国都是在为美国培养人才。你看，台湾大学设在罗斯福路，这不就意味着大学生毕业了都要去美国吗？（笑）
我还想说的是，我反对全民学英语。
聪明人吃老实人，老天爷吃聪明人
都市时报：您在著作中说，做到“勤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就具备了成为君子的基本条件。但是其实这三点也很难做到。
曾仕强（微笑）：是很难做到。
都市时报：君子往往都吃亏。
曾仕强：吃亏是福。我想你可以这样表达我的观点：聪明人吃老实人，老实人吃老天爷，老天爷吃聪明人。
都市时报：这个心态是不是也是您快77岁了依然身体比较好的原因？
曾仕强：很多人问我养生之道，其实就是三条。首先是观念通，不要相信这个世界有公平、平等这回事。中国人追求的是合理的不公平，不是追求公平，想通了这一点，观念也就基本通了。其次是大、小便通。第三是胸中无挂碍。
上百家讲坛没有出场费
都市时报：问您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您上百家讲坛，他们给费用吗？
曾仕强：象征性的费用。
都市时报：我知道您在乎的不是这点钱。听您的助手说，您现在是想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您的心得传递给更多人，就是“布道”。您讲课结束后还是回北京？
曾仕强：对，要去北京继续录制有关《易经》和评《三国演义》的节目。还是百家讲坛，两者相加要录300多集。《易经》的64卦都要讲。
都市时报：您是一天一录吗？
刘教授：也不能天天录。（指指曾教授的喉部）嗓子受不了，要保证质量。
（2,011/2/28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