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 第111集 2014年12月16日 讲于 香港

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大德，大家好！

惭愧学生恭敬汇报的主题是：《群书治要》论“高薪养廉”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二五六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而《群书治要》这部被魏征称为“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国要典，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精粹，其中对我们当前热议的“高薪养廉”等问题，就有比较深入的论述。学习这些思想，可以深化对“高薪养廉”问题的认识，对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工作提供借鉴，并从中体会到《群书治要》一书“古镜今鉴”的价值。

　　一、高薪养廉的必要性

　　古人认为，从国家招揽人才的角度而言，对于真正的人才，除了提供他们施展才华舞台、发挥他们的才能以外，使他们富裕起来，受到尊敬，并给其良好的荣誉也是十分必要的。《群书治要·墨子》中记载：治国之人，都希望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民心安定，但是却难以达成。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治国之人，不能以“尚贤使能”的原则来办理政治。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的贤良之士愈多，社会风气就愈淳厚。所以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才。

　　但是，如何才能得到众多的贤才呢？道理很简单，就像如果想让国家善于驾车、善于射箭的人愈来愈多，就要让这些人富裕起来、受到尊敬，并得到良好的声誉。因此若想国泰民安，就要使贤德之人富裕起来、受人尊敬爱戴，让他们处于高贵的地位、受到赞誉。这样，国家的贤德之士才会愈聚愈多。所以古代圣王治国理政奉行这样一句话：不让不义的人富裕，不让不义的人尊贵，不亲爱不义的人，不接近不义的人。

　　《群书治要·韩诗外传》中记载：宋燕在齐国做宰相，结果被驱逐。回来之后便招了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个人说：“诸位大夫，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去投奔其他诸侯国呢？”结果陈饶等人都趴在地上，无人答应。

　　宋燕叹气道：“太可悲了！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但却难以使用呢？”陈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而难以使用，是您不能够正确的安抚他们。”

　　宋燕问：“此话怎讲？”

　　陈饶说：“您给士人的薪俸，只有三斗的黍稷。结果他们养家糊口都不够，但是您家的野鸭、大雁却有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您家果园种满了梨子、栗子，后宫妇女用这些果子互相投掷，但是士人却从未尝到过一颗，这是您的第二个过失；您家的绫罗绸缎，华丽地装饰在厅堂之上，随风而破败，但是士人却不能用它做衣服的滚边，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钱财是君主您所轻视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视的。您连自己所轻视的东西都不能付出，却希望士人能够付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这就好比您制造的软质而不锋利的铅刀，却希望它能够像名剑干将那样锋利，岂不很难办到吗？”

　　宋燕一听，便知道自己错了。他不能待人以仁，士人又何能与他共进退、同甘苦？！

　　所以尊敬贤才，给予其足够的俸禄使其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基本的要求。

　　关于“高薪养廉”的必要性，《群书治要·傅子》中也说，“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谁不希望官吏都很清廉呢？！但是不知道怎样使官吏清廉，而一味地要求官吏清廉，这就像是搅浑了水源，却希望水流很清洁一样。

　　至于如何使官吏保持廉洁，《傅子》上做了一个比喻：即使像伯夷、叔齐这样廉洁的人，让他们任官做事，但是给他们的俸禄却很微薄，他们既不能养活自己，也难以奉养家人，结果必定会导致他们会营取私利。从孝道而言，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骨肉之道不能亏失。但从国家法制的角度出发，营取私利又触犯了刑法。这样他们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对君主滋生怨恨。怨恨心一产生，仁义的道理也就衰落了。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上对这种情况做了更形象的比喻：对于俸禄不足的官员而言，希求他们奉公执法就像是“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困难。即让饥渴的马守护水源、让饥饿的狗看护肥肉，若想让他们不越雷波，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世间存在着有傲骨、够清廉的人，但百中难觅其一。仅凭道德修养的约束，不能够使所有官员洁身自好。圣王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国家必须给官员丰厚的俸禄，以防止其不必要的贪心。贪心止住了，为官者便不会与百姓争利。

　　历史上晏子就是明显的例子。晏子做宰相的时候，他的俸禄足够养活五百家的人口。也就是说，他的俸禄对于自己及家人维持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绰绰有余，因此他不必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故而，首先要解决官员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才能使他心无旁骛，安心于本职工作，为国为民竭忠尽智。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也提出，假如官吏的俸禄很厚重，他们靠俸禄便可以奉养自己，那么就没有必要去与民争利。“无求于民，奸轨息矣”，如果对人民无所求，作奸犯科的行为就不太可能产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贪污受贿失去官位，就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得不偿失，官员也就不会轻易权钱交易了。

　　二、“高薪养廉”的前提条件

　　通过“高薪”达到“养廉”之目的，确实是很必要的。但是，即使实行了“高薪”的制度，也不必然一定就能够实现“廉洁”的最终效果，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首先，“有德此有人”。用人之君必须修明道义，尊贤使能。在古人看来，真正的贤德之人（如颜渊、诸葛亮、文天祥等）并不会徒慕高名厚禄而来。要招致这样的贤者，用人之君必须首先有道德，修明礼义。《大学》上说“有德此有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群书治要·三略》中也有这样阐述，“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禄得；有守节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胁。”意思是如果这个人志向高洁，就不能够用高官厚禄来得到他；如果这个人坚守节操，便不能够靠威刑来胁迫他。“故明君求臣，必视其所以为人者而致焉”。因此明知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看这一个人的志向，然后才用适当的方式招致他。“致清白之士，修其礼”，对于那些志向清高、道德纯洁的士人，领导者就必须修明礼义，对士人表现出礼敬之心。“致守节之士，修其道”，若要招致坚守节操的人，领导者也要修明礼义。“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这样，贤士才能够被招致，自己的名声才可以保全。这也是《群书治要•周易》上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烧。圣人作而万物睹。”

　　其次，确立“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的选人标准，确保所用之官为贤能之人。

　　《群书治要·傅子》说：“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在古人看来，“富与贵，是人所欲也”（《论语》）。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富贵的地位，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如何顺着人情引导人们正当地追求富贵的地位呢？在《傅子》中论述说：封爵授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也是实现宝贵的正路，不能不予以重视。既然如此，就应做到“无德的不授爵位，无功的不给俸禄”。这两条规矩确定了，那么贤良之士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贵的爵位，敬业的臣子不敢以微小功绩接受重禄，何况无德无功的人，怎敢以虚假追求爵位和俸禄呢？！建立爵禄的原则既已确定，就一定要公开选用合适之人并予以重用。品德高尚，功劳大的人，受予重爵高位，享受厚禄高官；德行浅薄、功劳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禄低官。

　　为了确保将贤德之人选拔出来，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地方官员负责把具有孝廉品质之人举荐出来，作为官吏的候补，由国家培养。因为一个人孝敬父母，就会忠于国家；一个人廉洁，就没有贪心，不敢妄取钱财。

　　而为了进一步引导地方官举荐公正，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质的人举荐出来，而不是伤人唯亲、徇私舞弊，还有一个制度加以保证，即《群书治要·傅子》上所说的“进贤者为上赏，蔽贤者为上戮”。如果一个官员举荐的人才为国家建功立业，国家一定对举荐者给予最高的赏赐。相反，如果这个官员手下有人才他却不举荐，反而因嫉贤妒能把人才埋没了，一经发现，这位官员也会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当然，如果这个官员所举荐的人做了祸国殃民的事，举荐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就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出任领导位置。

　　再次，“除无事之位”、“并从容之官”，精简机构，减少官员的数量。

　　如果机构重叠、官员位置很多，导致很多官员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增加官员的俸禄，就必然会加重人民百姓的负担，人民对“高薪”的举措就会产生不满。

　　所以“高薪养廉”的另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少其吏”，也就是使官员的人数减少。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中阐述到：“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道增加官员俸禄但是不知道精简官员的数量，就会使国家负担过重，财力就会空虚不足，入不敷出。所以必须精简人员，“使人当于事”。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也记载，明知的君主设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称，不会让人浮于事。人和事相称，官吏数目减少，人民的数量就会增多，从事农业的人多了，物质基础就丰厚了；另一方面官吏的数目减少了，即使提高官员的薪俸标准，但整体所需的薪俸数目相对而言却是减少的，这样就不至于给人民造成过重的负担。

　　《群书治要·魏志》也说：“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撤除无事可干的职位，减省不急需的俸禄；停发不做事、白领俸禄之人的费用，撤并无事可做的官员。让每一位官员一定有职责，有职责均需承担事务；承担事务一定要接受俸禄，用俸禄代替耕作。这是古代的常规，也是当今社会应该采取的原则。反之，如果不能精简机构、减少官员的数量，由于职位很多，官员数目庞大，人浮于事，结果，官员的俸禄都很微薄，不足以维持自己及家人体面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就可能出现贪污受贿、与民争利的现象。所以，只有精简官员，使人当于事，俸禄充足，官员不必与民争利，官员腐败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就会珍惜职位并廉洁奉公，从而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

　　最后，提高官员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以“尽其力”。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指出：“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也知道精简职位，减少官吏，但是如何使官员竭尽全力地尽好本分，那么事情就会繁多而显得职位短缺。

　　所以在精简机构、减少官员数目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官员的责任感，让他们能够竭忠尽力，负责高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样才不致于显得人手短缺，“高薪养廉”才能行得通。

　　在古人看来，“高薪”对于“养廉”是必要的。但是也同时看到“欲是深渊”，如果缺少道德教育，“高薪”不仅不会达到“养廉”的效果，还可能走向骄奢淫逸的反面。例如，《群书治要·文子》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无为非者寡矣。”所以，在“高薪”的基础上，还必须加强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因为虽然官员的数量减少了，但是如果官员的贪心很重，欲望没有止境，不知道节省财力物力，那么百姓竭尽全力也无法供养做官之人，结果仍会为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也会为自身招致灾祸。

　　所以要实现“高薪养廉”，既要做到精简职位，还要对官员进行官德教育，使官员明白长久保持富贵的道理。“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群书治要·周易》）、“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群书治要·孝经》）、“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群书治要·中论》）。这样才能使官员做到凡事节约而不奢侈浪费，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职位、权势作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从而避免身败名裂乃至“富（贵）不过三代”的悲剧。

　　三、结语

　　《群书治要》对“高薪养廉”问题的论述深入而全面。从中我们不难体会，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累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正如习主席在二〇一四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所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已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样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就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学习这一段讲话，学生的第一感受就是：习主席在呼唤《群书治要》！

　　《群书治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精粹集成，对习主席所提及的种种问题都有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学习《群书治要》，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反思社会腐败的根源及其对治、加强官德修养之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以及传统文化与圣贤教育的本质蕴涵和当代价值等问题。

　　历史证明，中国传统政治是建立在“圣贤教育”基础上的“圣贤政治”，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好人而设计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以净化人心，长善救失，培养圣贤君子为核心要务。因此，忽视了圣贤教育的制度改革，不仅无法挽救因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反而还会产生“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弊端；忽视了圣贤教育的文化建议，不仅无从实现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反而还会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后患。

　　正如师父上人多次强调：《群书治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所承传的圣贤文化教育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文化命脉，也是全人类各民族实现和平发展的智慧源泉。《群书治要》至珍至贵！果能深解落实，天下太平，个人幸福，自然可得。　　　

　　因此，二〇一〇年，师父上人委托世界书局重新影印出版《群书治要》一万套，组织学生们编写了《群书治要360》系列丛书，并译成英文，赠予马来西亚首相、斯里兰卡总统和印尼、澳大利亚及日本前首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等世界各国有缘的领导人共同学习，结果受到一致好评。我们有理由相信，《群书治要》的普遍弘扬，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圆满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定将贡献于国际社会实现协和万邦、世界大同！

　　以上是学生学习《群书治要》的一点粗浅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大德不吝赐教！

　　惭愧不肖学生 刘余莉

　　顶礼敬呈

净空老法师开示

　　刘余莉同学的报告非常重要！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的大病，这个报告都说出来了。这病怎么治法？《群书治要》能治。所以《群书治要》现在被发现了，而且大量的印刷流通，受到各界人士普遍的爱好，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怎样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这是现前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我们这些年来提倡汉学院，在访问巴黎的时候，我跟罗贝尔教授谈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要有一批好老师、来讲解、来传授。

　　这部书的确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

　　跟我们接触的人，我们介绍这本书，没有遇到过不欢喜的，没有遇到过反对的，这就是说明这部书是现在一切人之所爱、一切人必须要学习，无论哪一个行业。这里面教导内容非常广泛，从我们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智慧、方法效果、经验全在其中，真正是人类无价的瑰宝，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重视它，努力来学习，贡献给国家，贡献给全世界，这一次到人间来就没有白来，这一生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

　　我希望我们同学们共同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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