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净空法师《净土大经科注》第46集  2012年12月2日讲于香港

　　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净宗学会”这个名词，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念老告诉我，没有正式成立。在抗战战乱时期，山东地区沦陷了，他们退到四川，没正式成立；抗战胜利之后，解放战争，也没有办法成立。我跟念老见面，他老人家把这个事情付托给我，他说你在海外，海外没有障碍，在海外成立。我们在过去都用莲社、用念佛堂，用这个名义。我一想，念老这个构想非常好，现代化。念佛堂、莲社人家都以为这是一个宗教，所以它把人观念转过来，修行的道场——“净宗学会”，用这个；不要用“寺庙”、“庵堂”，那适应过去了。好事情！我非常赞成。天台家的，“天台讲堂”，“天台学会”，让人耳目一新。这个建议非常正确，如果是研究，这个道场我们用研究、讲学，就用学院。我们在澳洲大家在一起共修的有净宗学会，澳洲有六个，布里斯班有一个；我学习的叫净宗学院，澳洲有一个净宗学院，在图文巴。学院是研究的，就是深入经藏的；学会是大家在一起修行的，念佛、听经。这个名称很理想。念老劝我在国外，我在美国、加拿大那个时候，一共有三十多个净宗学会；以后在欧洲、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有一百多个，不到两百个，都是在家居士自己建立的。

　　用“净宗学会”这个名义的，大概都是学习夏莲老的会集本，都是听我们历年来所说的净土“五经一论”。“五经一论”我通通讲过，有光碟流通。他们依据这些经论，老实念佛。

　　那么国内，看看将来宗教政策改变，如果许可的话，我觉得念老的建议值得采取。这个寺院、庵堂可以建立，那是作为观光旅游，要搞这个。这桩事情，我好像是在九零年初，第一次回国访问，赵朴老接待我。我们是同乡，虽然不认识，总是乡亲。第一次访问，他接见我，我们谈了四个半小时，请我吃晚饭。那一天是香港同修陪我进去的，我们从香港飞到北京，我们有二十多个人，朴老完全接待，开了三桌，连同他们陪同的人，我们谈得高兴。当时我就把这些话跟朴老谈过，我说夏莲老提出的“学院”、“学会”，这个名称好，以后佛教的道场这样建立，中国所有寺院、丛林通通作为观光旅游的道场、机会教育的道场，不做正式道场，为什么？这正式道场出名了，几百年、几千年历史，游客拦不住，你怎么能修行？修行的环境要清静，所以他心定不下来。

　　那么道场重建，模仿外国的大学城，我们在外国，一个大学就是一个城市，用这个方法。里面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教学，一个部分是修行。修行的那个部分叫学会；教学的这个部分叫学院。不要多，十个就行了，十个宗派，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现在交通方便，从前到处建道场是交通不方便，没有这些通讯设备、网络设备，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必须一个道场要有两三个老师在那边教。现在不需要了，可以用卫星、可以用网络，少数的老师就能教全国、就能教全世界。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所以我建议他，佛教，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恢复起来，为什么？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只办大学不办小学，大学城从哪儿来？所以俱舍跟成舍宗，唐朝时候有，现在要恢复，这个里面的教义跟南传的没有两样，经典都相同，所以这是大乘的基础。朴老听到是非常欢喜，那时年岁太大了，国家政策、环境不许可。非常赞成！中国佛教要复兴的话，对整个世界能产生影响，一定要走这个路子。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就跟我讲了很多次，提醒我：佛教要兴旺，决定要恢复丛林制度。

　　丛林制度就是学校，丛林制度是中国人搞起来的。“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就是这两个大德。这两个大德是六祖惠能大师的徒孙，惠能是第六代，他们是第八代。在他们手上，在过去佛教修行是各人修各人的，就像私塾一样，每个小家都独立的。他们两个人就搞大的，办大学，所以说“依众靠众”，把佛弟子通通集合在一起，你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就像大学一样开课。

　　丛林的纲领、执事跟现在大学是完全一样，就是称呼不一样。丛林主席就是方丈主持，称丛林主席、校长；首座和尚，是教务长；维诺是训导长；监院是总务长；跟现在大学完全一样，只是称呼不相同。首座等于就是指导教授，可以聘请很多个。教华严 、教天台的、教法相的各有各的教师。想学哪个就进入到哪个讲堂，跟哪一个老师。就是都是同学，不同科系。老师告诉我，他说这是佛教在中国做了一次大改革、革命性的行动，中国佛教的特色。释迦牟尼佛过去一生，他演出来的是私人教学，没有组织，学生虽然多，没有组织；中国人，马祖、百丈正式把它组织起来，用大学这个形态出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走这条路，佛教是散漫的、没有秩序的、没有统系的，那很难很难搞起来了。我也很同意老师的说法，这缘不具足。

　　佛光山星云法师，我们认识很早，四十几岁。认识的时候他就邀请我。他在佛光山有个佛学院，那时叫“东方佛教学院”，规模不大。请我做教务长，他是院长，我替他管教务。我在山上四个月，也是我们想法、看法不相同。那么他的想法完全是依照大学这种方式来教学，我不赞成，我赞成中国古老私塾的传统教学，为什么？非常有效果。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我去的时候是居士，没出家，在那里住了一年三个月，十五个月；十五个月之后我出家了。我这十五个月在台中，一个月学一部经，我学了十三部经。十三部经能讲、能教，所以我一出家就在佛学院做老师。佛学院一个学期教一门，三年只教六门，毕业了，我还有七门没用上，你能说从前东西不好吗？古老东西好！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东方佛教学院它有一百多个学生，我建议他，三个学生分一个小组，专攻一部经，那差不多就是三十多部经，有一百三十多个人，十年之后，这些人都是顶尖的佛学家。他听了“好是很好，不像佛学院了”。我说“是不像，但真出人才！”我们两个就这个分歧了，他不赞成，我就离开了。

　　我离开之后，那时候张晓峰先生办一个文化学院，请我到那里，去哲学系里面教佛经哲学，我在那里教了五年，那是国家承认的大学，佛光山是没有人承认的。所以星云法师那个时候要把我留住，我这个一生就替他服务了，真的能培养一些人才出来，我相信至少有二十个像我一样；甚至比我高出的，至少有二十个人出来。缘不成熟，他有权，我没有权，我没法子决定，这个缘错过了。

　　第二次，这隔了二十年之后，我住在新加坡，李木源居士也是个缘分，他也没能把我留住。我在那里办了一个短期的实验班，一共办了六届。前面四届是我教的，后面两届，第六届我就没进去过了，第五届还去看了一两次。这个实验就是什么？专攻一门。短期三个月毕业，三个月专学一部经，这一部经要上台能讲。所以大陆有不少年轻法师参加这个学习，现在到处讲经，讲得不错。那是做个实验，我是希望这个实验成功了，大家相信了，居士林应该办个佛学院，我们来培养弘法人才，那就长期的，不是短期的。短期小部经，学十部经，实在讲，一个月学一部，用一年的时间扎根；第二年的时候就深入大经了。那大经是一生专攻一部，做专家，不要做通家，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佛学家。做得到，不是做不到，你下得功夫深。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不是上根人，能有一点成就，六十年孜孜不倦，专门搞这个，很平常的事情。

　　现在晚年在做个榜样，专攻《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这次我十三遍，我们细讲，很有味道，越讲越欢喜，这个就是什么？方东美先生早年教给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一生感恩！我天天对他礼拜，要不是他，哪有这么好的生活？这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与地位不相干；不是财富，与财富也不相干。我一生孤家寡人一个，享受的是最高的享受，老师给我的。学这门东西，越学越欢喜，一年比一年欢喜，常生欢喜心，这就是最高的享受。所以一定要开悟。开悟就是要一门，心要定；心乱了、心杂了，那怎么开得了悟？天天生烦恼。心专一了，什么都放下了，就一门，脑子里想的一门功课。

　　中国私塾教学都是一门，一门没有学好，不可以学第二门。所以从小就训练小孩心要专一，就是佛家的修定，定能开慧。小朋友心定了，有的时候有超人的见解，他有智慧。所以中国这种教学、理念、方法、经验，几千年没有改变，它有道理，一改变就完了。民国时候人一改变，变成今天这个社会。元朝统治中国没改变，元朝皇帝没有认真学习，比不上清朝。清朝入关统治中国，完全继承了明朝的文化遗产，而且他真干，发扬光大。清朝乾隆、雍正、康熙的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实在讲是第一。它超过唐太宗、超过汉武帝，真超过，为什么呢？皇上真干！把儒释道的专家学者请到宫廷里面去讲学，皇上带着嫔妃、带着文武大臣一起学习，形成一种风气，几乎形成一种制度。 他们国家大事问谁？问这些老师。跟这些老师非常密切，关系非常好，所以能造成康乾一百五十年的盛世。真难得！真的是《礼记》上一句话“建国君民”，“建国”是建立政权，“君民”是领导全国老百姓，“教学为先”。人民教好了，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了。制度不好，人是好人，不好的制度做好事；制度再好，人不是好人，一样做坏事。这个道理不能不懂。那么尤其是清朝，万圣殿以《无量寿经》做早晚课。当然不是这个本，康憎恺的本子。这清朝的时候，万圣殿早晚课的时候念《无量寿经》，宫廷里头以这个来祝福国家。我们得到这个会集本，太难得了！这是《无量寿经》最完善的本子。李老师虽然得到了，一生只讲了一遍，外面就有限制、就有人批评了，他就不能再讲下去了。我们的缘殊胜！我们在国外讲，国内反对的，他无可奈何，台湾反对也没办法。我在国外讲，国外讲盛了，影响到国内了。这个就是夏莲居老师的话了，他的本子“将来从国外传到中国”。国外都学了，那国内想想也应该学习了，不再批评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学，我们用卫星十一年了，用网络有二十年了，这个产生非常大的效果。在全世界，现在这个时候多少人在荧光幕前面一起学习。我们虽然不是在一起，天天面对面。这个工具好！这个工具上一代没用上、没普及，在我们这一代产生效果了，起了大作用了，全球多少人在一起学习。现在我们专门学习这一部经，一门深入，希望在这一部经里面开慧，得定、开慧。